文/安达

明清，苏州则是江南经济交往的中心，江南地区则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。经济文化的繁荣形成了区域繁荣昌盛的局面，而区城的发展过程都不可能是孤立的，必然会与其他相关区域发生经济、文化、贸易、商人等的交流与互动。徽州，虽然是僻处群山环抱之中，但是以其特殊的地理、环境和人文背景，造成了一个特有的区域社会生态。徽商借助宗族势力与新安理学的文化动力，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，在明清时代数百年间执掌中国商界之牛耳。苏州是徽商界活动的一个主要重镇，苏州与徽州的互动，它渗透到社会生产、大众文化和商品流通等方面，共同造就了江南区域社会的整体繁荣，其影响辐射到内地与沿海不发达的地区和海外地区。说“无徽不成镇”，想当年“徽骆驼”和“绩溪牛”，不禁令人想到苏、徽两地的历史渊源与区位差异。苏州地区作为徽商聚集盘距之地，徽商究竟在那些方面比较突出呢？

一、茶  商

南宋至明代，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，就有“徽商富甲江南”的现象。徽商之富都离不开茶叶，徽州植茶始于南朝，至少在唐代就为全国大帮。862年，歙州司马张途在《祁门县新修阎门溪记》记载，当时祁门县山上遍植茶叶，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业茶为生。明代以后，在苏州以茶肆为中心的茶馆遍及城乡，所谓“吴中无业资生之人开设茶坊，聚八方游手闲谈嬉”、“苏戏园向所未有，间或有之，不过商家会馆藉以宴客，今不论城内城外遍开戏园，集游惰之民昼夜不绝，男女杂混。”（乾隆《长洲县志》卷11《风俗》）。据《璜泾志稿》记载太仓璜泾镇：“自嘉庆以来酒肆有四五十家，茶肆倍之”。这些场所的的出现更为徽商提供了销茶商机。他们以苏州为基地（总庄），在周边城镇设立茶庄（店），进行辐射状经营。绩溪《盘川王氏宗谱》载：嘉庆时，绩溪人王泰邦在长洲县周庄镇就开设过茶叶店。绩溪《上川明经胡氏宗谱》也载：“予曾祖景棠公雅重士类，有知人鉴。道光中，公尝自吴贸茶返。”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，据苏州茶叶同行，公会入会登记统计，入会者共46户，其中歙籍占40户。直道民国初年，苏州茶业6大名店，皆歙人所开。民国二十四年，苏州茶叶同业公会16位委员还皆为歙人。徽商经营茶叶，有茶号、茶行、茶庄、茶栈等多种类型。

二、粮  商

徽州多山少田，是缺粮区。徽商最初的商业便是以山区所产之茶、木等交易粮食，以便自给，进而涉足异地间粮市贸易。在明朝，苏州府虽然是产粮的主要地区，但江南地区雨水多，由于连年水利失修，太湖洪水下泄不畅，在江南巡张国维未修水利前，也经常发生洪灾。据《桐下听然》记载：“万历己丑，新安商人自楚贩米至吴。”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苏州粮价大涨，饥民强借徽商之米，遭到官府的弹压，激起了上万人的闹衙事件，差一点酿成大乱。这二件事表明当时从上江贩粮东下者主要是徽商。那时徽州粮商广泛活跃于苏州市镇的米粮市场，如苏州米粮集散中心枫桥、平望镇，就有许多徽商往来。光绪时，盛泽镇共有米业字号44家，其中徽商汪姓开设的字号就达11家。徽商还在盛泽建造了“徽宁会馆”，有房产、田产、义家和供装卸货物用的码头。

三、布  商

康熙年间，苏州布号81家，其中徽商就有30家。徽州汪氏的益美字号行销200多年，名闻天下。徽商的活动直接关系到苏州市镇的兴衰，凡商品经济发达的市镇多为徽商聚集之地。在棉布生产中心南翔、罗店等镇，徽商多占据垄断地位。徽商祁门人张之涣在嘉靖时“始末游吴，筐厥绮纨，通于豫章 … … 赀雄旅辈。”（祁门《张氏统宗世谱》卷3）。嘉万时，休宁人朱世龙“尝持千金，鬻丝吴门”（《新安月潭朱氏族谱》卷22）。明末，休宁人汪社生因贫穷“奔驰吴越肩布卖”，后来“家日隆”（道光《徽州府志》卷12）。又如《外冈志》卷二载：“外冈布，因徽商僦居钱鸣塘收买，遂名钱鸣塘布。”乾隆十三年间，苏州阊门外渡僧桥因遭火而毁坏，致使交通孔道阻塞。当时有8家布商捐资修复，其中就有6家是徽人。最出名的“一文钱”布店，历经200余年依旧昌盛不衰。尤其是有色布的出现，徽商将苏州所产蓝布运销全国。明清时期松江是全国棉织业的中心，当时的松江，许多布商字号都是徽商开的。《新安篁墩程氏世谱》的作者程熙（六世）说：“吾五世祖逸亭公，康熙间从新安休宁山斗来吴，布业起家，居金阊南城下，后因子孙渐增，迁至城中。始迁年代虽有歧异，但亦明确指出，从山斗迁居苏州的程氏是从事布业的徽州商人。其中，有人在乾隆以后因中日贸易而累赀钜万。小说《石点头》卷八《贪婪汗住院买风流》就写道徽州姓汪的富商，在苏杭收买几千金绫罗绸缎，前往川中、荆州去发卖的故事。

四、木 商

徽商虽有木、竹、炭之利，但市场主要在外。乾隆年间，在苏州的徽商木商有94家。《歙县志》记载：嘉庆、道光年间，木商在苏州齐门西江边兴建了“大兴会馆”。同治年间，又在长洲建立了“木业公所”。《婺源县志》记载：道光年间婺源，木商全辑熙独资在苏州“修齐门吊桥、靡非千金”。徽州山区生产杉木，早在南宋时期徽州人就已从事木材贸易了。明清时，这种经营方式虽然继续进行，但由于苏、浙地区经济发展，徽州所产的木材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了。于是习于经营木材贸易的人便远赴江西、湖广、四川开拓新的资源，扩大木材返运活动。在这种活动中，以徽州婺源人最为活跃。他们还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、做墨、油漆、桐油、造纸、杂货等能外运的大宗商品。

五、盐 商

徽州自古以来便以山区土产换取外地的粮、盐和日用品。其输出的多以茶、木、枣、笋等土特产品。明代，歙商许东井“起家至盐k，庐舍田园，迥异往昔，而声称奕奕著里中矣”（歙县《许氏家谱》第五册）。休宁人汪福光从事贩盐，拥有船只就有千艘。成化年间，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，严重冲击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、陕西商人集团，雄飞于中国商界。明末清初，迁居苏州的大阜潘氏之始祖潘景文之父（仲兰）是以海商起家，还是一个往来于苏、杭、淮之间的盐商。经过百余年的发展，同时还是苏州酱园业的行业领袖。就说在苏州乡下，乾隆《镇洋县志》载：太仓直隶镇洋县“行盐、质铺皆徽人。”

乾隆年间，有的盐商由报效朝廷而成为官商，竟尚奢丽，举凡婚嫁丧葬、堂家饮食、动辄数十万，置备家乐、戏班，蔚然成风。他们除以“急公议叙”、“捐纳”和“读书登第”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，还以重资求得一些地方官乃至京城太监、天子的庇护。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，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，自己也就成为官商。徽商中的盐商，能在扬州、苏州两地为皇帝“接驾”，可想而知，已是富得流油了。

六、典当商

由于苏州地区商品经济发达，对典当融资的需求很大。当时在盐商的支持下，徽人在苏州各行各业中都很活跃，尤其是典当业，几乎为他们所垄断。徽州当拥有雄厚的资本，庞大的经营规模，在苏州首屈一指。

近人南社发起人陈去病说：“盖扬之盛，实徽商开之”，“号称江南之冠的苏州典当， 也是以徽州当为主”。康熙二十年，苏州府常熟县立“永禁扰累典铺碑”，这一呈词是以“附居徽籍商民毕义和、曹恒达、叶显贞、巴恒盛、汪谦吉、孙浩源、罗仁兴、汪宗、吴奇、程隆等”为首的典商上呈的，“吴奇、汪宗、程隆”还司“典头”。 据《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》记载，康熙二十年常熟是徽州出身的当铺数，包括“典头”在内，就有37户。小说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提及苏州当铺直接称之为“徽州当”，苏州的“徽州当”就和当年的“扬州扦脚”一样，成为某一行业中优秀从业者之代称。长篇弹词《描金凤》就刻画了一个苏州市民眼中徽州典当商汪宣的形象。

七、会 馆

  会馆，曾为一方乡亲在异地发挥了不少凝聚乡情和传递商业信息、维护乡帮利益、集会居住等作用。同时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，有的会馆还聘师教习同乡子弟，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。安徽会馆在苏州较大的主要有二：一在南显子巷18号；一在阊门外辛庄来凤桥堍。

南显子巷的安徽会馆，建于清同治四年至六年(1865-1867)。该处在明代嘉靖年间为归湛初宅园。同治三年，江苏巡抚李鸿章“因就苏城东偏南显子巷伪听王府’’建程忠烈公祠。同治四年，“就忠烈祠旁续买民居基址为会馆”。同治五年扩修后作为安徽同乡宴，此时始名“惠荫园”。‘‘同治六年十月落成，都屋二百数十楹”(《新建安徽会馆记》)。惠荫园成为安徽会馆后花园。光绪四至六年，会馆增筑伫月楼和戏台，机房数十间。光绪二十年张振轩增建安徽先贤祠，李鸿章续拨巨款，命赵宗道修园，成为集游园观戏、厅堂赋诗作画、祠堂祭先祀祖，会馆坐堂办公相结合的建筑群，此为全盛时期。民国后，安徽旅苏同乡会设于此。抗战胜利后，东部散为民居，西部一度由女侠施剑翘创办从云小学，成为我地下党活动的主要场所。1940年张建初在此创办私立育英女子初中。解放后，苏州市市立补习学校又由北局迁此，改称苏州市第三中学。

另一安徽会馆，又名东郭堂（敦化堂），位于苏州历史上的重要黄金水道上塘河北岸，来凤桥堍，是城中南显子巷“安徽会馆”的分馆，主要作暂厝所用，即将客死的皖人停棺待葬，一般等来年回乡河道水满后，再装船起运回乡。移建前安徽会馆严重破损，仅存朝南两路。大厅是会馆的最有特色的部分，会馆里还有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吴县县政府布告等遗迹。解放后这里曾先后辟建成枫桥小学、朝阳小学等。目前，还存有二棵直径近一米的古银杏树 ，伫立在原处未动。2004年，经苏州市政府批示，为修苏州西环路将原会馆保护性移建到原址东约百米处。施工中，尽量多地使用了原木构件。能工巧匠们还专门赴安徽歙县考察，使会馆充分体现了清代徽派建筑特色。

义 庄

苏州地区的宗族义庄最早可上溯至北宋时期，其时范仲淹率先在苏州创建义庄，以后世家大族纷纷效法。徽商创办义庄，其出发点则是儒家的敦亲睦族，尚仁尚义。后世徽商中的汪氏义庄，是吴趋汪氏迁自徽州歙县的坦洲（即今歙县郑村乡的坦头）迁至苏州后兴办的。陈去病《五石脂》载：“徽州多大姓，莫不聚族而居，而以汪、程为著。支祠数千计。” 苏州《吴趋汪氏支谱》卷首收有冯桂芬的《汪氏耕荫义庄记》：“……封翁汪小村、紫仙两先生，奉尊甫中议大夫雨村先生遗命，谋于族，倡义庄之议。从子嘏庭封君等若而人，咸欣然从之，捐常稔田一千亩有奇，又糜白金千流，于郡城西偏申衙前购屋一区，建宗祠，立耕荫义庄。春秋飨祀，岁月要会，咸于是乎集。” 程氏中的徽商有个叫程白庵，在苏州为人处事好义乐善，人称 “白庵翁”，被当时苏州大文豪归有光赞扬是“士而商”、“商而士”。婺源人吴宗融，“性孝本，好施与，尝业易水术。侨遇姑苏，每岁必寄重资Q旅，又尝捐千余金集吴中同志，设义厂施浆粥棉衣”（光绪《婺源县志》卷35《人物、义行》）。晚清，苏州著名的潘氏仍然保持者徽人的宗族意识，面向潘氏宗族建有“松鳞义庄”，面向社区邻里建有“丰豫义庄”。潘氏后人成为苏州有名的“大善人”。

清末民初，徽商鲍宗汉在苏州虎丘山塘街上建“传德义庄”。鲍宗汉兼有众议员与商人身份,乃是新式的贾儒结合。《传德义庄规条》详细开列了对贫苦族人的救助项目。同时，鲍宗汉还对外族贫困人施济，另建“义庄飨堂。”

结 语

徽商贾而好儒，善于精干筹算，度势趋时，讲究商业道德，以诚待人，以信接物，以义制利，重视文教，以吃苦耐劳而著称。徽商注意吸收文学、艺术、地理、交通、气象、物产、会计、民俗、历史等方面的知识，推动了商业文化的传播。明清两代，徽商和全国各地的旅苏商人与本地洞庭商人（明朝嘉靖万历时即有“钻天洞庭遍地徽”之谣），共同造就了苏州工商业的全国之最，也造就了苏州科举、文化的全国之最。总之，徽商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，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，就决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运。鸦片战争以后，随着洋商的出现和清政府查禁典当、改革盐政，加上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，徽州战乱延绵，使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，徽商在人力、财力、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。不过随苏、徽二地人的交流与互动，苏州人也在思想上感染了古徽州人的山居与市隐心态，表现在为官不恋位、功成身退、求田问舍，才在苏州留下了众多的具有徽派建筑风格的粉墙黛瓦，以及精致的酷似徽州真山真水的人文园林。

本文选自《姑苏晚报》2010年1月24日第27版